毒打、洗脑、诛心,这是抑郁症孩子的“人间炼狱”
前段时间,有一个名为“大爱无疆剧毒家教”的极端矫正机构被媒体曝光。
我查了下这个机构的官网,差点气出脑梗:真的,21世纪了,竟然还有人在用毒打来“治疗”精神疾病。
不,准确地说:这个机构不承认精神疾病的存在,不承认服药的合理性。他们向抑郁症家庭承诺:
“专注解决人生无目标、学习无动力、休学、辍学、厌学、逃学、拖拉、网瘾、抑郁、青春期逆反、亲子关系、夫妻关系。
无数被专家确诊为各类精神疾病的孩子,都可以在居裕然先生(注:大爱无疆创办者/曾因传销入狱)这里,迅即断掉药物,找回自我,生命绽放”。
我们都知道,给精神病人断药是什么后果。
一个严重抑郁的孩子对他的处境感到绝望,甚至想用“死亡”来交换外界的关注:
他说,“死我一个,后面会少很多无辜的受害者”。
我们陆续联系到了一些曾被送进大爱无疆的孩子。并听到了一些有关抑郁如何被“治疗”的、触目惊心的故事。
“他们没病,只是不服管教”
这些孩子大多年纪很轻(95后),上学时因被诊断为抑郁症而无法继续学业。短期内药物、心理咨询都不见效,于是被绝望的父母送进“大爱无疆”。
孩子们普遍内向。他们进入机构组织的“游学营”后,被强制断药,且不被允许看心理医生。
经曝光后,这个页面已经被删
扒皮,即父母公开互诉这个家庭中有什么问题。然后由工作人员主持“公道”,判断是哪里出了错。
这个公道的核心依据,是一本名为《居说集》的出版物。它强调父亲的权威,母亲的隐形。男人要前进,女人要退后,“下”对“上”要绝对服从。
报名的家长,则需要每天在微信群打卡学习、背诵《居说集》。
数天后,她的照片出现在大爱无疆公众号上,被作为成功案例宣传,标题是“见招拆招、活出精彩”。
文章写道,爸爸在场,“全程淡定”。
她被打怕了,连声说“服气服气”
廖一帆今年23岁,2012年被诊断为抑郁症。
2019年夏天,游学营地点定在呼伦贝尔草原。
那年暑假,她被父母以“旅游”为名骗进这里。父母相信,一个曾经成功让100多个孩子断药的机构,可以让女儿变“好”、复学、愿意出门,并不再闹脾气。
当廖一帆试图逃跑时,三五大汉把她按倒在地、一顿毒打、高声质问“服不服”时,她忍不住连声说“服气服气”。
她明白了,只有变“乖”,才可以早日离开这里。
一个孩子因为“以下犯上”,被用话筒砸了头。“当时没什么事,过后眼前一阵发黑”/受访者供图
同样试图逃跑的,还有98年生的湖北人李小杉。
她在高中时得了抑郁症,情绪时好时坏,难以维持学业。父母令她一起参加“大爱无疆”的游学营。
在这期间,一名同行的男孩子提出,他要离开,要回家。
居裕然说,“可以,不限制人身自由。但是要把衣服脱下来,把手机留下来,把行李留下来,因为这是你们父母赠予你们的。留下别人送你的东西,自己离开。我在这里敬你一杯,敬你是个汉子,愿你像草原的雄鹰翱翔,自己走出呼伦贝尔大草原”。
看到有人被打后,李小杉决定逃走。当晚,整个游学营从“伊煤电宾馆”前往海拉尔市郊的一家偏僻度假村。她偷偷提了行李,第二天一早让前台叫了出租车。
回去之后,居裕然和父亲一人打了她十五下。她感觉头很疼、呼吸急促。“居裕然长得特别结实。打人的时候下手好他妈重,我的屁股当时全发紫了”。
她明白了,在呼伦贝尔这样的地方,小孩子走不出去。“这是变相的囚禁”。
在棍棒管教下屈服的李小杉,又换上了统一服装,并被要求在言行举止方面符合组织所制定的规范。
“绝对服从,不要以下犯上。”
“他们要你在其中显得亢奋、活跃、与大家关系非常融洽、融入。如果表现出了‘不融入’,他们就会对你批判和毒打。”
所谓“融入”,就是跟家长进行“特定程式”的互动。李小杉很快摸清了这一套程式的表现方法:比如称赞比你大的人、要情绪高涨地大方展现自己的才艺、对父母要恭敬感恩,主动敬酒等等。
李小杉感觉,父母的控制欲,本就是自己的刺激源之一。但居裕然通过自己制定的各种“道理”,把这种控制放大了。
“后来居裕然说我整个游学营期间,表现特别好,要我站起来,让大家看看我。我觉得特别难受,像一个物品被人观赏“,李小杉说。
朱玲玲的情况与上面两个女孩差不多。她也是被别的借口骗去的,地点是江苏盐城的“居家大院”。
“2019年过年期间,我爸说要带我去拜访一个他很尊敬的朋友。一开始我不想去,但他看上去很难过,我就答应了。“
之后,她被带进了居家大院。它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,大概有几十个人。
“我很冲动,要反抗,一定要出去。他们把我带到吃饭的地方。居老师的一个帮手拦在门口,居裕然拿出了他的戒尺,说如果再逃就要打我。
“我一听就忍不了了。我是一个成年人了,却没有行动上的自由。”
朱玲玲后来说,最让她感到受伤的,是“妈妈的全程隐形”。“爸爸仿佛也被洗脑了,他们全部默默地退到一边。我也没空去想他们,我感觉自己在暴风雨的中心。”
说到这里,朱玲玲又哭了。“为什么宁愿听居的话,也不听我的话呢?我觉得特别委屈。”
这一出闹完,他们收走了朱玲玲的手机。她回到房间。室友17岁,她握着朱玲玲的手说: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平安地出去。
朱玲玲觉得她说的对。她开始装乖,“主动跟工作人员说话,进他们的房间,让他们觉得我开始变得正常”。
被“矫正”后,他们真的变好了吗?
李小杉低估了这场“治疗”,对一个家庭可能的渗透。游学营回来后,家里的事情不论大小,都开始变得需要居裕然定夺。
“19年夏天,我胃里不舒服,我跟爸爸说,我想去做胃镜。我爸说:你问居裕然。只要居裕然说不行,就什么都不行。”
李小杉说,自己的父亲“原本不大打人”,但在学习了“父亲要前进,打人是教育”之类的理论后,她的父亲常常对她下手。
人们对抑郁症的误解和病耻感,依然是重要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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